專題
譚山山       2020-04-01    第560期

醫者 健康所系,性命相托

在此次疫情期間、在此前的每次疫病暴發期間、在人們每一次遭受病痛折磨的時候,正是這些“亦士亦俠”的醫者,盡其所能,守護著我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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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請謹記你從醫的初衷。從醫學院畢業的時候,你們都許下過神圣的誓言。請銘記在心。將誓詞貼在儲物柜里,貼在浴室鏡子上,因為閃念之間,便可迷失方向。”美劇《實習醫生格蕾》第六季第15集,理查德·韋伯醫生作為前輩,在講座上向臺下的醫生們鄭重建議道。

這是這部劇最感人的場景之一:韋伯舉起右手,再次說出每個醫生都會銘記于心的《希波克拉底誓言》——“我鄭重宣誓:把我的一生奉獻給人類。……我將用良知和尊嚴,按照良好的醫療規范來踐行我的職業;我將首先考慮病人的健康和幸福;我不會考慮病人的年齡、疾病或殘疾、信條、民族起源、性別、國籍、政治、信仰、種族、性取向、社會地位,或任何其他因素;我將保守病人的秘密,即使病人已經死亡;我要保持對人類生命的最大尊重……”

中國的醫學生們背的則是這一段誓言:“健康所系,性命相托。當我步入神圣醫學學府的時刻,謹莊嚴宣誓:我志愿獻身醫學,熱愛祖國,忠于人民,恪守醫德,尊師守紀,刻苦鉆研,孜孜不倦,精益求精,全面發展。我決心竭盡全力除人類之病痛,助健康之完美,維護醫術的圣潔和榮譽,救死扶傷,不辭艱辛,執著追求,為祖國醫藥衛生事業的發展和人類身心健康奮斗終生。”

醫者,正如馬云所說,“亦士亦俠”。“士”指醫生專業主義的一面,即醫生用自己的專業知識治病救人,同時推動醫療進步;“俠”則指醫生的擔當和使命感——當你決定當一名醫生,就將自己置于危險之中,然而,“雖萬千人,吾往矣”。

基辛格說過這樣一句話:“中國人總是被他們之中最勇敢的人保護得很好。”在此次疫情期間、在此前的每次疫病暴發期間、在人們每一次遭受病痛折磨的時候,正是這些“亦士亦俠”的醫者,盡其所能,守護著我們。



從希波克拉底算起,醫生這個職業至少存在2500年了

多年前,一名學生問了美國人類學家瑪格麗特·米德(Margaret Mead)一個問題:“發掘出一個原始部落的遺址后,你怎么判斷這個部落已經進入早期文明階段?”這名學生是一個名叫R.韋恩·威利斯的英國人,他本以為米德會談論魚鉤、陶罐或新舊石器,然而,米德的回答是:“受傷后愈合的股骨。”

米德解釋道:在一個野蠻的部落里,個體的生死取決于殘酷的叢林法則——優勝劣汰。除了少數特例,多數受傷的個體都無法生存,更別說等到骨傷痊愈了。如果在一個部落的遺址中出現了受傷后愈合的股骨,就說明這些原始人在受傷后得到了同伴的保護和照顧,有人幫助他們包扎傷口,將其帶到安全地點,給予耐心的照顧,直至骨傷愈合。“這就標志著原始人類開始懂得憐憫,而憐憫正是文明與野蠻之間最根本的區別。”

也就是說,人類文明的起點,源于人們有意愿、有能力救助受傷的同伴。而傷者及救助傷者的同伴,就是最早的患者與醫者。

如果從希波克拉底算起,醫生這個職業至少存在2500年了。希波克拉底的年代,大致相當于中國的春秋時代末期,到了之后的戰國時代,巫、醫開始分離,出現了像扁鵲那樣的專業醫生。相傳撰寫于戰國時代的《周禮》有“醫師”章,將醫生分為食醫(相當于營養師)、疾醫(相當于內科醫生)、瘍醫(相當于外科、骨科醫生)、獸醫等。

什么樣的醫生稱得上好醫生?

被譽為“藥王”的唐代醫者孫思邈在《備急千金要方》中認為,“凡大醫治病,必當安神定志,無欲無求,先發大慈惻隱之心,誓愿普救含靈之苦。若有疾厄來求救者,不得問其貴賤貧富,長幼妍媸,怨親善友,華夷智愚,普同一等,皆如至親之想;亦不得瞻前顧后,自慮吉兇,護惜身命”——側重的是醫德。

中國工程院院士、北京協和醫院婦產科名譽主任郎景和認為,“醫生的對象是有思想、感情及各種家庭、社會背景的人,而不是發生了什么毛病或故障的機器。所以醫生絕不是機械工程師!否則,情感的交流變成了數字的傳遞,診病變成了冷酷無情的判斷。如果醫生只注重檢查結果,可能只見病,不見人;如果病人也只相信儀器,可能只見藥,不見醫”——側重的是醫生的人文關懷。

郎景和的老師是“萬嬰之母”林巧稚,“醫生絕不是機械工程師”的看法,正是得自林巧稚的言傳身教:她親手迎接了5萬多個新生命。接生時,她不希望產婦抑制不住陣痛的痛苦去抓冰冷的欄桿,總是會主動伸出溫暖的手,給予產婦精神上的支持。



有時治愈,經常關懷,總是安慰

To cure sometimes, to relieve often, to comfort always.

這句話是美國醫生E.L.特魯多的墓志銘,被翻譯為“有時治愈,經常關懷,總是安慰”。它既是特魯多醫生行醫生涯的總結,也被后人視為對“醫學之用”的最好的概括之一。

知乎用戶“野性的呼喚”是這樣理解這句話的:首先,“治愈”是“有時”的,而不是“無限”的。醫學不能治愈一切疾病,也不能治愈每一個病人,而患者也不要盲目相信醫學的“本事”,對醫學產生不切實際的幻想。事實上,絕大多數醫生都追求精湛的技術水平,試圖做一個真正能“治愈”的人。其次,給予“關懷”或者說“援助”,是醫學的經常性行為,也是醫學的繁重任務,其社會意義大大超過“治愈”。技術之外,醫生常常要用溫情去幫助病人,從古至今,一切醫學技術都是對身處困境的人的幫助。再次,“安慰”也是醫學的一種責任,它飽含深深的情感,決不能敷衍了事。如何學會安慰病人、堅持經常安慰病人,是醫生需要研習的大課題。

也就是說,醫生不僅要治“病”,也要救“心”——病人的痛苦不僅來自病痛,還有心理上的巨大壓力。比如,一個病人在接受手術前會焦慮:“手術的成功率有多高?”“這個醫生靠不靠譜?”“一次手術不成功怎么辦?”此時,醫生需要和患者開誠布公地進行術前談話,目的是得到患者的理解和合作。正如小兒外科專家張金哲院士所說:“術前談話與其說是說服病家接受手術,不如說請他們審核你的決定是否符合邏輯。”

再比如,臨終關懷的問題。此時醫療手段已經無能為力,醫生的任務,就是讓患者有尊嚴地離世,就像魯迅在《父親的病》一文中所說,“可醫的應該給他醫治,不可醫的應該給他死得沒有痛苦”。

關于醫生的意義,有一個流傳甚廣的說法:我們所有人的歸宿都是火葬場,全都在路上排隊。醫生的作用,就是防止有人插隊(提前被病痛打倒),時不時地把人從隊伍里拎出來,讓他們往后排(延緩死亡的步伐)。

或許還可以用玩游戲來做比喻:醫生的工作,就好比給正在玩游戲的你加血,雖然血條最終會用完,但如果沒有它,你會很快“Game Over”。

醫生并不是萬能的,他們也是普通人,甚至自己也會變成“插隊的人”。為此,2017年10月《希波克拉底誓言》進行了第八次修訂,增加了這樣一條:“我將重視自己的健康、生活和能力,以提供最高水準的醫療。”確實,不能再讓醫生用犧牲自己的健康來換取我們的健康了,醫生也需要關懷和尊重。



我們的社會,需要魯迅這樣的“醫者”

醫者并不僅僅是救死扶傷,可以說,在任何方面對你有治愈作用的人,都是你的醫者。

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魯迅。他雖然最終沒能“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”,但正如魯迅研究學者錢理群所說,魯迅關注的,始終是“人”的問題,棄醫從文,讓他將關注點從生理上的、身體的健康,轉向心理的、精神的健康,并將醫學問題轉化成為文學問題、人文問題。從這個意義上說,魯迅是我們這個社會的“醫者”,他希望“療救”國民的靈魂。

魯迅和老友許壽裳進行了這樣的討論:第一,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?第二,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?第三,它的病根何在?他們得出的結論是:“我們民族最缺乏的東西是誠和愛。”有研究者指出,“誠與愛”正是魯迅思想與精神的核心,他當年懷著“誠與愛”之心去學醫,之后又以“誠與愛”之心去改造、療救國民性——“所以我的取材,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,意思是在揭出病苦,引起療救的注意。”

錢理群指出,魯迅使用的“病態”“病苦”“療救”等表達,其實是一種隱喻,它不僅顯示了在魯迅的視域里醫學與文學的相通,更暗示著醫學本身的社會學、政治學的意義。以魯迅的成名作《狂人日記》為例,小說中的“我”,就是一名精神病患者:“他們豈但不肯改,而且早已布置;預備下一個瘋子的名目罩上我。將來吃了,不但太平無事,怕還會有人見情。”

此后的《長明燈》《白光》,主人公也是精神病患者即“瘋子”;《藥》寫的則是肺病患者要靠“人血饅頭”來救治的故事。錢理群認為,“魯迅是在‘疾病’與‘死亡’這一每一個人都必須面對的生存境遇里,發現了一個最能展現人性和社會問題的廣闊天地”。

傾其一生,魯迅都在從事“療救”事業。雖然他也悲觀地發現“療救無望”(《藥》就是一個明證),但他仍然堅持,以此“反抗絕望”。我們的社會,需要他這樣的“醫者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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